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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维开研究蒋介石5|蒋介石庐山谈话会讲话发表经过

归档日期:07-09       文本归类:反水雷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1937年7月1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第一期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共同谈话,报告政府对卢沟桥事变所采取的方针及其个人对事变发展的观察,并于是月19日公开发表,作为政府对于解决卢沟桥事变之立场,其中“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更是政府对于“抗战到底”的明确宣示,为抗战史的重要文献。但是就作为“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谈线日公开发表的蒋中正于庐山谈话会第二次谈话讲词(以下称“讲词”)外,目前在中国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以下称“党史馆”)庋藏档案中,还可以见到三个版本,一是“总裁史料”中的《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共同谈话席上蒋委员长致词──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以下称“致词”)(132/831);二是“中政会档案”中的《庐山谈话会会议速记录》(以下称“速记录”)(政10/10.1);三是馆藏7月19日公开发表“讲词”之原稿《告全国国民书》。三个版本中,《庐山谈话会会议速记录》中的蒋氏报告,系剪贴报纸刊登“讲词”,并在“讲词”最后一段之前,加入一段蒋氏报告政府于事件发生后军事部署的毛笔记录;《告全国国民书》为“讲词”原稿,上有陈布雷书“七月十九日发表”等字,并可见蒋氏亲笔修改处,内容方面与“讲词”略有出入。而《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共同谈话席上蒋委员长致词──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的内容与公开发表的“讲词”,差异较前两版本大,亦使当日与会者所记讲话内容,对照日后发表之“讲词”颇有出入。本文依据相关资料,就“致词”内容以及“讲词”发表经过,作一梳理,以明暸蒋中正庐山谈话会讲话这份重要历史文献产生过程,亦可进一步理解蒋氏处理卢沟桥事变的苦心孤诣。

  二、蒋中正庐山谈线日晚,卢沟桥事变发生。次(8)日上午,正在江西庐山主持暑期军官训练团的蒋中正接到北平军政当局送来关于事变发生的电报,立即指示固守宛平,并请时在山东乐陵原籍休养的宋哲元立即返回北平指挥。同时电令参谋本部,准备增援华北,以防止事态扩大;电令周边地区驻军向平津方面集中,指示准备全军动员,“各地皆令戒严,并准备宣战手续”。由蒋氏所采取的行动来看,可以说是进入备战状态,他在8日日记对于日军发动事变的动机,记道:“倭寇在芦沟桥挑衅,甲、彼将乘机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同时思考是否采取“应战”,记道:“决心应战,此其时乎?”蒋氏会一改之前中日冲突的“隐忍”,而思考是否“决裂”,主要的原因在于:第一、随着剿共军事的发展,西南的川、滇、黔三省纳入中央的统治范围,扩大了国民政府应付日本侵略的对抗空间,加上各项国防建设次第展开,使他在对日的态度上趋于强硬;第二、1937年1月国民政府明令中止自1933年以来执行的剿共军事行动,使政府难以再以“匪乱未弭”为由,采取“隐忍”政策,抗日已提到抬面上,没有理由再加回避;第三、从5月下旬,他根据各方面所得的情报判断,日军将在华北采取行动,现在果然展开行动;而自1933年长城战役以来,保全平津为对日和战的底限,如今日军在北平近郊发动军事行动,并有扩大的趋势,情形自然严重。

  但是华北的情况特殊,战与不战,并非中央所能决定,关键在于冀察当局。对于冀察当局的行动,南京方面并不清楚,亦难以掌握,但是就蒋中正个人而言,自事变发生后,对于和、战已有定见,能和则和,不能和则战,而和、战的关键在于日方的态度。蒋氏对于“和”不具太大的信心,因此要做好“战”的准备。他曾对宋哲元表示:“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以保持为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另一方面,他也在寻求适当时机,对外说明政府处理事变的具体态度,这个时机就是当月中旬在牯岭举行的庐山谈线月,鉴于对日外交问题日益严重,及内政上政治、经济、教育等问题亟待讨论,从事整饬,蒋中正与中国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兆铭,联名邀请国内著名学者、社会名流及各党派领袖,于7月中旬在江西牯岭举行谈话会,征询对国是意见,以集思广益,作为决策参考,是为“庐山谈话会”。会议的筹备工作由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负责,会议日期预定自7月15日起至8月15日止,分三期举行,第一期自7月15日至23日,第二期自7月25日至8月2日,第三期自8月4日至12日,地点在牯岭图书馆大礼堂。参加者分为两部份,一为负责政治实务的党政人员,一为名流学者,借以沟通朝野的共识。谈话会进行方式,计划先由政府方面对政治、经济、教育等问题作一概要报告,然后由应邀出席人士各抒己见,遇有疑问,则由政府官员依问题内容,分别予以答覆。政府对于谈话结果,固然有所期待,但其性质与一般会议式的集会不同,完全在交换彼此的意见,及联络情感,并不作任何决议。

  第一期谈线日举行,但是受卢沟桥事变影响,会期由九天缩短为五天。参加者除党政人士外,有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传斯年、中国国家社会党领袖张嘉森(君劢)、中国青年党领袖曾琦、李璜、左舜生等学者、名流82人。15日办理报到,16日、17日举行共同谈话,由蒋中正、汪兆铭共同主持。19日、20日为政治组、经济组、教育组的分组谈话,因蒋中正忙于处理华北局势,各分组谈线日中午,第一期庐山谈线日下午,由牯岭经九江返回南京,第二期谈话会即由汪兆铭一人主持。第二期谈线日开始,受时局影响,部分受邀参加人士未能如期到达,遂先举行非正式的分组谈线两日进行共同谈话,旋因平津战事全面展开,时局愈趋紧张,即行结束。原定之第三期谈话会则决定暂缓,此后并未继续举行。

  庐山谈话会召开的消息传出后,各方反应热烈,特别是在邀请名单中包括了中国以外的各党派领袖及不同政治立场人士,更被视为政党合作及全面团结的起点。嗣因第一期谈话会召开前,卢沟桥事变发生,谈话会更为各方瞩目,希望能经由会中所透露讯息,了解政府对于事变的处理态度。第一次共同谈话开始,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兼法律系主任张志让即发言要求讨论如何应付紧急的国难,曰:“今天我们的谈话会,谈话内容,和前几天我们所意想的不同。因为当我们接到汪、蒋两先生请柬的时候,北方时局,还没有紧张,所以谈话会可以从容来讨论安邦定国的大计。但是现在敌人在华北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国事危急万分,我们环境的前提,已经不同,所以讨论的问题,也应当随事实为转移。就是如何来应付我们紧急的国难。”蒋中正与汪兆铭亦十分了解与会者对于华北情势的关切,在17日上午的第二次共同谈话,分别就相关问题进行报告。

  第一,说明政府在卢沟桥事件发生后,立即采取的军事行动:蒋氏在讲话一开始即表明卢沟桥事件不是偶然发生的,是日本军人有计划的行动,所以政府在卢沟桥事件发生后,立即决定动员计划,派兵前往河北。他说:“据各方面调查报告,在事件发生前三天,日本某要员曾向我国驻外人员明白表示日军即要在华北发动,中国如要不惹事,最好日军打来中国军队不开枪,就不致使事件扩大。”所以政府方面得到日军侵扰卢沟桥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动员计划,当天就派一部份军队向河北进发,准备与日军周旋。

  第二、明白表示卢沟桥事件不是地方当局所能解决的问题:蒋氏在讲话中对于部份人士顾虑河北地方当局会与日本签订条件妥协一事,表示“这完全是日本方面所造出的谣言,其用意就是一方面藉此为缓兵之计,以便增兵华北,一方面放出和平空气来掩盖国际耳目,以免引起他国的反感和干涉”。他指出日本军人发动卢沟桥事件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解决河北问题,将冀东伪组织扩大到整个河北省;一是在赶走宋哲元及其所统率的第二十九军,“所以说河北当局会与日本订约妥协,实在是自欺欺人的话”。他更进一步的明白指出:“老实说,这回事件,也决不是河北地方当局所能了结的,无论他们有何谈判,也不会有妥协的结果,即令获得什么妥协,也不会再有什么丧权辱国的事,因为国家到了现在,再不能失掉一寸土地,全国国民特别是全国军人,也决不容许那一个人有丝毫丧权辱国的行为,这一点希望大家明白,可以放心的!”

  第三、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中央将按照既定方针,奋斗到底:蒋氏说:“现在中央已确定了一贯的方针,以后就按照这个既定方针进行,奋斗到底!不致有何改变!”“现在的中国,决不是六年以前在九一八时候的中国了,现在国际情势也决不同六年以前一样。”明白表示:“大家要知道:卢沟桥是守北平最后的一道门户,卢沟桥如果为日本占领,那末,为我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的北平就不守,北平既不守,则华北几省就成了第二个东北。我们今天可以随便失掉北平,明天也可以失南京,全中国都将不保!所以此次卢沟桥事件,不是关系卢沟桥一个地方存亡的问题,而是整个华北存亡的问题,也不仅是关系华北存亡的事情,而是关系整个中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中央认定卢沟桥事件,为中日交涉的最后问题,要和日本作最后的解决。不是轻易可以妥协,随便放过的!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明白中央对于此次事件所采取的方针,具体的说一句就是我们现在已到了最后关头了!”

  第四、宣示政府的立场,“不是求战,而是应战”:蒋氏说:“我们现在既已决心要和侵犯我们领土主权的敌人不惜作武力的周旋,但我们并不是求战,而是应战,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并不是一定要和日本作战,而是日本要来攻打我们,我们不得不起而应战。因为我们是一个弱国,我们国家现在还处在贫弱的地位,还没有到向敌国求战的时机!这个事实无论政府与国民都要认识清楚,大家总要明白:我们要御侮救亡,这完全是一个事实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是凭个人的客气或一时意气用事所能圆满解决的,更不是徒唱高调可以收效的,我们一定要平心静气为国家为民族来打算,认清国家目前所处的环境,顾到自己的国力,如果事实逼得我们不得已而对外作战,那我们只是抱定最后的决心来应战,而不是向敌人求战。”他表示已经将政府处置卢沟桥事件的态度告诉北方负责当局:“一方面不是拒绝与日本人作和平谈判,只是看清楚了日本人的用心,地方与他谈判恐终无益,反要中他缓兵之计;一方面也不是向日本求战,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是什么地位,为国家前途作想,现在并不是与敌人决最后胜负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一定限度以内,可以与日本谈判,超过了这个最后的限度,就无从谈起了。”

  第五、政府处理卢沟桥事件的的最后限度是什么?“第一,塘沽协定是由于我们战败而签订的,在这个协定范围以内所规定的义务,我们为尊重国际信义起见,宁愿遵守。但在这个协定以外,更要损失我们的领土和主权,我们绝不能承认。无论在永定河以东以北或以西的地带,我们军队的自由调动,不能受任何限制,今日方要求我军撤退永定河以西,这是绝对办不通的,我们决不能再订第二个塘沽协定。第二,日本要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造成第二个伪组织,使华北脱离中央,这也是我们绝对不能容许的。第三,所有冀察政务委员会及两省地方官吏,日本不能要求撤换。如果日方不越出我们所定的最低限度,而要在这一个限度范围以内,来和我们交涉,我们是可以与他谈判,来求和平解决。”

  最后,蒋氏指出:“这次事件如果扩大,那我们就应该为国家民族作最后的打算,必定全国一致决心拚战到底,不得到最后胜利不止。在战事既开以后,再无求和的道理,决不能打到半途要向人家讲和,如果要讲和,那就只有签订亡国条件。我们要不亡国,要在死里求生,一定要战争到底,除非中华民国的国民都被敌人杀尽了,我们祖宗所遗下来的本部十八省的土地都给他占去了,我们连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也都打光了,我们就再没有办法,否则我们是决不罢休的!”他告诉与会人士:“我们这次所调动的军队,已到了河北,这就是我们胜利的第一个捷报,日本常拿他所说的何梅协定来欺弄国人,现在已经给我们完全打破了,试问我们的部队,开到河北以后,他还能拿他所谓的何梅协定来限制我吗?所以我们无论军事外交,只要抱定正义与真理去作,一定可以得到最后的成功!”

  蒋氏讲话结束后,有胡适、梁士纯、江一平、方东美、崔敬伯、林志钧、马君武、张君劢、刘健群九人发言,对于蒋氏的报告予以肯定及支持。胡适表示:“我们对于蒋先生刚才的表示,完全同意,对于蒋先生刚才的态度,非常兴奋。”梁士纯说:“刚才听见委员长发表的言论,令人非常振奋,兄弟以为这一番言论,可以毋庸秘密,我们应使全国民众及国际间以至我们的敌人通通知道。这样不但我们的民众可以明白政府已有确定的方针及意向,同时使国际问也能知道我们的国策,而敌人亦可知道我们现在决不像以前那样受他们欺侮的时候了。”江一平说:“我们应该认清,中国现在还不是说大话的时候,正如刚才蒋先生所说:『我们不是求战,而是应战。』可知我们在敌人攻击之下,只是一种应战。因为是应战,所以我们在可能范围内,能避免正面冲突,就要避免。要知我们的国家大战迟发生一天,国力就增强一天。”方东美说:“方纔蒋先生已说过,中国是一个弱国,我们应付强国是应战而不是求战,这也是目前所不得不如此的。但所谓应战,也有积极与消极的两方面,消极的应战,是人家打来,我们起而应战,积极的应战,是人家打来了,我们也来一个反攻,就是他们将括号缩成拳头的时候,我们来一个反括号形势,即是我们可以从绥远察北进兵。”林志钧说:“今天听了蒋先生的话,知道中央对于此事,已下了决心,动员也很迅速,并决定原则三项,为进行谈判的方针,……希望中央对于此事,抱一个最大的决心,严密监视,不要再委曲求全丧失任何权利。”张君劢说:“在时局严重的目前,中央采取应战而不求战,祇是一个原则。但我们要注意现时期是已到最后的关头了。我们全国朝野上下要有整齐划一的步调,战则同战,和则同和!”与会者情绪激动,一位南下采访谈话会的记者于事后追忆当时的情景,说:“大家都说我们听到了蒋委员长说,什么『何梅协定』,我已经把他撕了。心中都跳跃起来。大家都感觉牯岭的风云,变了颜色,大家都四面探问北方的战事”。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十余天,即自7月8日至19日,是中、日双方进行交涉时期,也是两国进行备战时期。7月14日,日本政府对于卢沟桥事变发表声明,表示“此次事件,完全由于中国方面之计划的武装抗日,实无异议”,“因此,帝国政府,于本日阁议,决定派兵增援,以为必要之措置”,“希望中国迅速反省,以利事件之圆满解决”。对此,蒋中正曾指示外交部发表申明书,宣示中国政府因应事变的态度,但外交部研究之后,“觉颇难着笔”,因据外交部获得消息,宋哲元已于11日晚签字,承认日方条件,“现中央并非申明宣战,仍须说明和平愿望,而地方已与对方签订和平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连系,故发表宣言,甚难措辞”,遂报告蒋氏核示。蒋氏虽然同意外交部的意见,但是发表一篇说明政府立场文字的想法并未因此而打消,思考是否能以其他方式进行,于7月16日晚,召见其重要幕僚,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之陈布雷,嘱其代为撰拟一篇“告民众书”,并口授大意,由蒋夫人宋美龄共同记录。所谓“告民众书”,按蒋氏意旨,实为“对日宣言”,于是日日记中记道:“倭寇既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彼倭,或可转危为安,是较之平时之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为力乎。其次芦案已经发动十日而彼倭仍徘徊威胁,未取正式开战,是其无意激战,志在不战而屈之一点,此其外强中干之暴露也。若果不能避免战争,则余之宣言发亦无害,故发表为有利也。”复谓:“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

  陈布雷受命后,对于如何措辞颇费思量,且之前蒋氏已请其代拟是月18日对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讲“建国运动”稿,“两稿叠写,真觉手足无措”,决定先写告民众书,但至凌晨2时30分仅成二段,深感心力焦瘁,“不能再续,即就床睡,终不成眠”。次(17)日一早,陈氏即函呈蒋氏,说明“告民众书”无法完稿,今日将先拟“建国运动”讲稿呈核,蒋氏同意。但蒋氏对于发表“告民众书”的态度较前一日确定,记道:“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决不致此,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此中关键非常心所能知也。人以为危而我以为安,更应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乃可戢其野心也。”复谓:“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希望全稿能于当晚拟就,但陈布雷已表示无法完稿,遂命正在庐山的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代拟。并对程氏扼要说明内容与要旨,即“和平未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等。程沧波受命后,即就蒋氏指示要点,草成一份初稿,于当晚7时携至陈布雷处再作斟酌,内容以前述蒋氏在庐山谈话会共同谈话之报告为主,辅以蒋氏自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发表中日问题之相关言论,初拟标题为“告全国国民书”。陈、程两人商议定稿后,立即送呈蒋氏核定。18日上午,蒋氏在海会寺主持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毕业典礼,演讲“建国运动”,中午聚餐训话结束后,即返回牯岭,约集汪兆铭、张群、熊式辉及陈布雷等就告民众书之内容进行研商。是时,南京来长途电话报告与日方交涉情形,“消息极恶劣”。至当晚10时,蒋氏命陈氏再补充修改,即将完稿时,张群请见蒋氏,希望暂缓发表该份文稿,蒋氏颇不以为然,经商议后,同意延迟一天发表。在此同时,蒋氏也在思考改变文稿发表的方式,由具有强烈宣示意义,以及正式官方文书性质的“文告”,改为同样具宣示意义以及官方文书性质,但敏感度较低的“演讲词”,自记:“发表为芦案告国民书或为改谈话式”,嘱陈布雷将书告式的文稿改为庐山谈话会的讲词形式。陈氏于次(19)日一早将修改完成的讲词稿,呈送蒋氏核定。

  是时,中、日双方交涉在南京积极进行,19日上午,日本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喜多诚一自上海抵达南京,旋即赴军政部,谒见部长何应钦,交换关于事变解决之意见。谈话开始,喜多诚一表示:“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中国各方面均采取挑战态度,例如喜多谈话激励二十九军抵抗,并说有预定计划。又日方根据在欧美、苏联所得情报,中国有与日本一战的决心,中国空军已奉命全部动员,陆军已陆续北上,有一部已进至保定,此与二十四年了解事项违反,二十九军方面本有解决意思,但中央有声明,未得中央许可之事,中央不承认,在此种情势之下,两国时局已到达最后阶段。”何应钦回答:“中央方面对于卢沟桥事件,亦希望和平解决,并无扩大之意。”接着喜多就中央军进入河北,违背1935年所谓“何梅协定”一事,与何氏进行争辩,称:“此乃千钧一发之时,并不是议论时候,请用冷静态度加以考虑,如中国方面不将新进入河北之军队撤退,则局势必急变,必致引起中日军全面之冲突,以后局势则必扩大,此乃最后友谊的进言,并非威胁恫吓。”何氏答:“中国军队之移动,全系出于自愿,并无挑战之意,日本新增加之军队如撤退,中国方面亦可考虑将新增加之军队撤还。”喜多谓:“时机紧迫,对于此时局,须立即收拾,希望中国一面撤退进入河北军队,一面停止航空武力之动员准备。”何氏则明确宣告:“事态之扩大与否,在日方,不在中国。”最后喜多表示:“日本对此非常时局,已有重大决意,如中国抱有待日军撤退中国始撤退之意,则局势必恶化,如中国空军活动,则必引起空中战无疑,将来无法收拾,希望中国方面审慎注意。”态度十分强硬,且语带威胁,似无转圜空间。喜多诚一随后亦与参谋总长程潜会面,谈话内容与何应钦相同,程氏以“极端和平”回应。

  蒋氏于下午接获南京方面关于何应钦与喜多诚一谈话之报告,同时得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报告是日下午亚洲司科长董道宁赴日本驻华大使馆,会晤参事官日高信六郎,面致备忘录,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本事件”。认为已是宣示政府立场的时机,决定不再有所顾虑,指示陈布雷将已修改为庐山谈话会讲词形式的文稿,立即交有关单位对外发布。对此,陈布雷记道:“午后四时再往官邸,听取南京长途电话,知喜多见何部长所谈极无礼,高宗武司长亦来报告,七时决定将演讲稿发表,即归寓交中央社发表之。”蒋氏则自记:“本日心苦而身乐,闻喜多对敬之谈话与高宗武之报告后,决定发表告国民书。人之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并称:“应战宣言即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

  7月20日,各报刊出中央社19日发自牯岭的专电,谓“蒋委员长十七日在庐山谈话会第二次谈话时对芦沟桥事件有所报告”,公布其演讲词全文。“讲词”分为四点陈述,虽称系蒋氏在庐山谈话会讲话全文,但是就内容来看,第一点回顾蒋氏自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有关对日问题的相关言论,为“致词”中没有提到;第二、三、四点,则是综合蒋氏在庐山谈话会上致词的主要内容,但是有两处差异,一是关于“最低限度”的内容,一是政府在事变发生后的军事部署。“致词”中提到的“最后限度”共有三点,前已述及:“讲词”中提出的最低限度则有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除在文字上较为精简外,并将“致词”的第一点,调整为“讲词”中的第一、第四两点,同时删除了“致词”中提到的遵守塘沽协定相关陈述。其次,在“致词”中,蒋中正于报告结束前,对事变发生后政府进行的军事部署有段简要的说明,前已引录。事实上这段文字对照《庐山谈话会会议速记录》,可以发现亦非完整。参照与会者的发言或回忆,《庐山谈话会会议速记录》实为蒋氏当时的陈述,曰:“此次事变既是对方处心积虑,筹之有素的行动,故政府于接到事变将要发生的报道时,即予以缜密之考虑,确认为严重之事态,不得不出于慎重的防范。在七号晚上出事后,我们八号即由豫北五县驻军中抽调三师北开,进驻保定及石家庄一带,现已到达。三四日以后仍准备陆续调动部队,相机前进,以备万一。前面说过我们是弱国,弱国与强国战,牺牲必然惨重。但我们也不必震于对方的夸大的宣传而自馁其气。依兄弟个人的观察,对方军人最近的夸大行动,事实上无多大价值可言。如果我们一旦不得已而应战,那末战端一开,我相信凡属中华国民、黄帝子孙,决无再愿做汉奸,为敌人作伥的;一定都能够在政府指挥之下,勇往奋斗,坚持到底。能够这样,相信最后胜利,必定属于我人的。”从与会者对于蒋氏报告的反应来看,这段谈话对于与会者产生相当大的激励,胡适说:“中央军已从八号起开往保定、石家庄。这是表示中央抵抗的决心。……我们希望开往河北的中央军增加,要用全国的军队力量,充实河北国防。能这样我相信日本决不敢轻易言战。”蒋氏答称:“中央对这次华北时局,除已调遣中央军三师北上外,他军亦在准备,全国一动员,就当然总动员,这一点可请不必顾虑。”但是这一部份的内容,在“讲词”中完全省略,以致就“讲词”与庐山谈话会与会者相关发言、回忆或当时报导参看时,有不相符或不明所以的情形出现。

  “讲词”发表后,事实上公开宣示中国政府的立场。20日上午,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赴外交部谒见王宠惠部长,继续交换关于卢沟桥事变之意见。王氏于谈话结束时称:“中国政府已屡次表明其热烈愿望,愿将此不幸事件得一和平解决;只须有一线和平希望,中国决不放弃其依据外交途径,从事和平解决之努力”,即是对日高明确宣示蒋氏“讲词”的真意。而在“讲词”发表次(20)日,各报均发表社论或评论,阐述中国的立场。天津《大公报》的短评表示:“蒋院长在庐山演辞昨晚发表,由此可证明政府态度的坚定。全国国民对政府此项方针,都一致的热烈拥护。”上海《大公报》的短评则称:“这是一个弱国领袖的赤诚的话,其中含有无限的悲与无限的勇。我们是在真挚的蕲望和平,但这个和平必须在不损害国家的尊严立场之上取得;对方如必不给我们这样的和平,我们惟有拚国家的生命以取得之了”。蒋中正于“讲词”发表后,7月20日自记:“对余宣布之讲演,是否即下哀的美敦书,或进一步之强逼,当视其今明两日之态度可以全明矣。本日倭在芦沟桥等处不时砲击进攻,仍不为动,则明日乃可无事乎?”21日复记:“倭寇虚实与和战真相可于今日表现,如过今日尚无最后通牒或坚强动作,则我国精神战胜者十之八,而形式胜利尚在其次也。然而此次集中一点作最后之反攻,危则危矣,此乃攻心之道,运用在乎一心也。”“此次集中一点作最后之反攻,危则危矣,此乃攻心之道”,即指“讲词”之发表,实足以显现蒋中正对于处理卢沟桥事变,政略与战略运用上的苦心。

  蒋中正于1937年7月17日在第一期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共同谈话对于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政府处理方针的报告,被认为是对卢沟桥事变的严正表示,宣示政府的立场,以及抗战到底的决心。但是就现存资料显示,除了1937年7月19日公开发表的谈话会讲词外,这份报告存在基本精神与立场相近但内容互有出入的三个版本。从“速记录”所记与会者发言记录来看,“致词”是蒋中正就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到谈话会召开,这段期间政府的处理情形,为庐山谈话会与会者直接提出的一份口头报告。《告全国国民书》为“讲词”的原稿,内容上虽然是以蒋氏在庐山谈话会上的“致词”为基础草成,却是由程沧波拟稿、陈布雷修正、蒋中正亲自核定的一份不同于“致词”之文稿。但是这份文稿,在正式发表时,形式由文告改为演讲词,使“讲词”与“致词”发生关联,成为蒋氏在庐山谈话会上的演讲。“速记录”则是以“讲词”为主,补入蒋氏对于事变发生后政府采取军事部署的一段报告。综合而言,“致词”是蒋中正于7月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报告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央所采取方针之实际内容,但未曾公布;《各全国国民书》为19日公布之“讲词”原稿,系蒋氏为因应局势发展,对全国国民所发表的文告,其基本精神与立场与“致词”一致,但在内容上有若干出入;“速记录”是以公开发表的“讲词”为主,补入未发表的军事部署,且这一部份的内容,较“致词”完整。三者宜相互参看,方能进一步了解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初起时的政策方针。另一方面,由“讲词”发表过程中,蒋氏对于内容的斟酌,以及发表时间、形式的考量,亦可以看出作为一个领导者,蒋氏在处理关乎国家未来发展之重大决定时的态度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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