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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防免费阅读大结局

归档日期:09-09       文本归类:反水雷斗争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军事革命,是指人类历史上因社会技术形态、政治形态的重大变化而导致整个军事形态的划时代质变[1]。回顾人类历史,迄今为止已经发生三次重大军事革命。第一次是冷兵器战争向热兵器战争的转变,即火药化军事革命;第二次是热兵器战争向机械化战争的转变,即机械化军事革命;第三次是信息化武器逐渐主宰战场,建立信息时代军事体系的信息化军事革命,即正在发生的世界新军事革命。这场新军事革命发端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经40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一股强劲的世界潮流,深刻影响和改变着战争形态和世界军事面貌。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新军事革命进入加速和深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认清世界新军事革命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于准确把握当代世界军事形势,抓住机遇加快我军建设步伐,具有重要意义。

  武器装备是军事斗争的基本工具,是军队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标志。军事革命的发生通常始于武器装备性能发生质的飞跃。【163女人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军事高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武器装备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作战性能大幅跃升,使战争面貌发生深刻变化,推动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

  军事技术进步是军事革命发生的原动力。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为军事革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世界主要国家重点发展的军事高技术有四大类:一是以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为代表的军事信息技术;二是以复合材料、生物材料、纳米材料等为代表的军事新材料技术;三是以核能、新型高能量密度材料和能量束为主的军事新能源技术;四是以军事航空航天技术、军事海洋技术及军事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综合性技术。这四大类军事高技术群,既包括支撑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的共性基础技术,如军事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也包括直接用于武器装备并使之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应用技术,如侦察监视技术、信息战技术、精确制导技术、航天技术、伪装与隐身技术、指挥控制系统技术、核生化武器技术、新概念武器技术等。

  当前,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军事竞争首先在军事技术领域展开。各国加大投入,在基础技术和应用技术两大领域不断取得新进展。〖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防免费阅读大结局〗

  基础性前沿技术孕育新的突破。军用移动互联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等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运用于战场,使军队的信息获取、数据传输、情报支援、信息服务等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极大地提高了C4ISR系统的效能。例如,云计算能够有效应用于情报分析领域,处理大量数据,提供强大的战场态势图,增强指挥员掌握情报的能力,提高地面部队的态势感知能力。目前,美国陆军正在积极构建移动自组织网络,利用互联网协议传输话音、数据和文本,通过建立战场移动通信网络,将智能手机终端与战术信息网络和任务式指挥系统融为一体,使军用电台向单兵级扩展,一个大型网络甚至可支持10万注册用户,并同时进行1万次通话。未来战场将实现所有作战单元直至单兵的互联互通,覆盖全维作战空间的网络化信息系统将成为现实。同时,大数据技术将成为军队获取信息优势的新制高点。美国2012年发布《大数据研发倡议》,把大数据提升到国家政策层面,美军积极响应政府大数据倡议,通过“数据到决策”(D2D)计划,对来自各种渠道的视频、图像和文本数据进行分析融合,独立完成操控并进行自主决策,大幅提高从海量数据提取高价值情报的能力,以期从根本上改变决策模式,提高快速反应能力。阅读

  军事应用技术日趋成熟。隐身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成为新一代武器平台发展的重要方向。美军已经列装的F-22A、F-35等第五代战机均大量运用了隐身技术,其雷达反射截面已缩小到传统战机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提高了隐蔽性,与传统战机对抗时,能够“先敌发现、先敌开火”,在信息对抗中占据较大优势。美军在水面舰艇、巡航导弹等作战平台的设计中,也大量使得隐身技术,如新一代驱逐舰“DDG-1000”、三军通用巡航导弹“JASSM”等。其他国家在设计新一代战机、舰艇、导弹等作战平台和运载工具时,也开始广泛运用隐形技术,如俄罗斯的“T-50”飞机、中国的“歼-20”飞机等。这也预示着未来战争将成为隐形作战平台之间的对抗。

  精确制导技术更加成熟,“发现即摧毁”的精确打击将成为作战常态。来自目前,精确制导技术不仅得到广泛运用,而且制导精度、智能化水平、抗干扰能力等都得到进一步提高。例如,传统的红外热追踪制导已发展为红外凝视成像制导,综合运用GPS制导、惯性制导、主动雷达寻的制导等多种模式的复合制导技术得到大量应用,以数据链技术为依托的“人在回路”控制方式增强了武器使用的灵活性。在近期几场局部战争中,精确制导武器发挥了显著作战效能。

  网电攻防技术研发备受关注,网电病毒实战能力凸显。随着网电威胁日益严重,网电空间对抗技术日益成为大国关注的焦点。多种形态网电空间威胁的不断出现,推动网电空间防御技术向主动、快速、可信、智能化方向发展。美国防部强调通过平时的信息积累和分析,发现攻击苗头,在对手实施侦察和“武器”投送等早期攻击环节就开始应对。阅读163nvren.com美空军《2012—2025年网电科技构想》提出未来重点发展漏洞分析工具、威胁规避标准、量化的风险模型等相关技术,将安全要求融入系统设计,提高网电空间可信度。美陆军发展中的“变形”计算机网络技术,通过动态改变用户IP地址和计算机配置,使敌方的网电攻击难以奏效。

  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军事应用,使武器装备不断更新,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武器装备的信息化,是指主战兵器(平台)通过利用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等高新技术,使其不仅具备作战功能,而且具备信息探测、传输、处理、控制、制导、对抗等功能,体现出智能化、网络化、一体化等特点。世界大国军队均按照“信息主导”和“系统集成”的思路转变技术形态,大量运用高新技术研制和列装新一代主战兵器,并加大对旧有武器的信息化改造,使常规武器装备的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

  美国作为新军事革命的“领头羊”,正在大力发展以信息网络为中心、以信息化平台与精确打击武器为主体、以新一代战略力量为后盾的武器装备体系,旨在实现机械化装备体系向信息化装备体系的全面转型。一是初步建成一体化的信息网络系统。在近几场局部战争中,美军的信息化主战兵器依托战场信息系统,初步实现了各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发挥出显著的作战效能。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第3机步师的主要战斗车辆都装备了“蓝军跟踪系统”,通过GPS系统每5分钟进行一次定位,在各战车的液晶显示屏上,战场态势图像也自动更新。从基层军官到战区指挥中心,各级指挥员都能看到相同的战场态势图,对各部队的位置了如指掌,指挥的实时性、准确性大大增强。二是精确制导武器已实现“常规化”。从近几场局部来看,美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的比例逐步提高。1990年海湾战争时,美军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只占总投弹量的7%,科索沃战争时提高到35%,阿富汗战争为56%,伊拉克战争则达到68%。在空袭利比亚的“奥德赛黎明”军事行动中,美军所使用的弹药全部为精确制导弹药。三是无人作战平台大量运用于战场。美军无人机总数已达9000余架,“全球鹰”“捕食者”系列无人机已大量运用于实战,在侦察监视、通信中继和火力打击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军还在加紧研发X-47B、MQ-4C等新型无人作战平台,其中X-47B已成功实现在航空母舰上的起降,未来将可能与有人战斗机协同作战。美军规划,到2023年无人机将达到空军飞机装备量的90%。

  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也正在加快军队信息化建设步伐。俄罗斯自实施“新面貌”军事改革以来,制定了庞大的武器装备更新计划,准备投入7700亿美元巨资,至2020年前使新装备比例达到70%,一些主战装备要达到100%。在指挥系统方面,俄军已初步建成战略、战役、战术三级指挥自动化系统,并以“曙光”新型指挥系统为主干网络形成全军统一的信息指挥体系;在作战平台方面,重点发展信息化程度较高的新一代战略核力量和空天防御体系,如“亚尔斯”导弹、“北风之神”战略核潜艇、“沃罗涅日-VP”预警雷达、S-500防空系统等新型武器,同时加紧研制和装备新一代信息化主战平台,如T-50战机、重中轻三种通用地面机动平台等。日本自卫队强调发展“机动防卫力量”,加快换装新一代信息化武器装备,大力构建新型预警情报网络,重点推进信息系统的综合集成,重视提升与美军之间的互联互通互操作能力。英、法、德、日等国也将武器装备的信息化作为新军事革命的首要任务。随着世界主要国家军队的主战兵器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信息化战争形态将逐渐成熟。

  在以军事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群不断获得发展的同时,新概念武器领域的技术突破也令人瞩目。新概念武器是指在工作原理和杀伤机制上有别于传统武器、能大幅度提高作战效能的新型武器。主要包括定向能武器(如激光武器、微波武器、粒子束武器)、动能武器(如动能拦截弹、电磁炮)和非致命性武器等。特别是高超音速武器和以激光技术为代表的定向能武器的发展异常迅速。这些技术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将使军队作战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

  高超音速武器。高超音速武器是指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即5倍音速,达到每小时6000公里以上的武器(包括飞机和导弹等)。虽然世界主要国家研发中的高超音速武器仅处于试验阶段,但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这类武器能够进行高速远程打击,使得无论幅员辽阔的大国,还是有着天然地理屏障(如海洋)的国家,均将丧失传统的“距离”优势。同时,高超音速武器具有较强的突防能力,由于速度快,留给防御方的反应时间极为有限,也很难拦截。正因为如此,世界各主要军事大国都极为重视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制和发展,力争在这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美国为了维护在军事竞争中的领先优势,不遗余力地大力发展高超音速武器,在技术水平上也处于世界前列。美国各部门正在研制的高超音速武器包括多个项目,如X-43A、X-51A(高超音速无人机)、AHW(先进高超音速武器)、弧光(反舰导弹)、HTV-2(高超音速飞行器)等。其中,X-51A“驭波者”的超音速冲压喷气发动机曾在试验中取得成功。在此基础上,美国提出了“一小时打遍全球”的“全球快速打击系统”计划,即通过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如X-51A)、空天飞行器(如X-37B)等运载工具,建立可在1小时内打击全球任何目标的常规作战系统。如果这一设想实现,将大大提高其战略打击能力。

  俄罗斯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研制出玄武岩导弹、花岗岩导弹等3倍音速的导弹,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2010年前后,俄罗斯已经进行了高超音速武器的实验。目前正在研制的“新一代发射技术”高超音速试验飞行器,将采用氢燃料超燃冲压发动机,速度可达6至14马赫。印度也于2014年宣布与俄罗斯共同研制“布拉莫斯”反舰导弹的高超音速型号,速度可达6至7马赫,还计划研发至少5倍音速的喷气式战斗机。法国等国也制定了自己的高超音速武器发展计划。

  定向能武器。以激光武器为代表的定向能武器,是新概念武器发展的另一重要方向。激光武器具有准确性高、反应快的优点,同时可以大幅降低单次作战的成本。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激光武器的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美军已在空基、陆基、海基激光器的试验中取得成功,能够使用激光束摧毁来袭的导弹、炮弹和无人机。可以预计,以激光武器为代表的定向能武器逐渐运用于实战,将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弹药的杀伤机制,必将引起作战方式的重大变革。

  人工智能技术。随着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武器装备的智能化面临着新的突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已启动“阿凡达”尖端科技项目,主要内容是探索利用意念控制“机器人战士”作战的技术。该项目构想来源于科幻电影《阿凡达》,其目的是打造由人脑远程控制的“机器人军团”,目前已在远程视觉呈现、远程操控方面取得关键性进展。俄罗斯计划研制一种名为“僵尸枪”的电子武器,目标是通过特定的电磁辐射,扰乱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影响其情绪或行为,使其完全丧失抵抗能力,成为受控于他人的“僵尸”。这些研究展现了未来实现大脑操控武器装备的技术前景。未来战场上可能出现各种先进的脑控装备,作战人员只需通过意念就能对武器装备进行操作控制,武器装备将不再是一个外部工具,人与装备有可能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人机合一”。

  军事高新技术及武器装备的发展和应用,使作战方法和战争面貌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推动战争形态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演变。信息化战争,是指依托网络化信息系统,使用信息化武器装备及相应作战方法,在陆、海、空、天和网络电磁等空间及认知领域进行的以体系对抗为主要形式的战争,是信息时代战争的基本形态。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到利比亚战争,充分体现了战争形态的发展演变。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军事革命的不断推进,现代战争面貌将进一步向以信息化为基本特征的方向发展。

  信息化武器装备是信息化战争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从作战能力的角度看,武器装备信息化所带来的最主要变化,就是信息以及信息技术成为战争制胜的主导因素。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火力、机动和指挥三个方面。

  信息主导火力打击。火力打击能力是武器最基本的性能指标。机械化战争时代,各种枪、炮的射程和爆炸威力不断增加,可是由于精度的限制,杀伤力的提高相对缓慢。而信息技术应用于军事,出现了精确制导武器,通过将人的智能“植入”武器系统,能够实现弹道的精确控制和修正,使杀伤威力和作战效能提高了数十倍甚至上百倍。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坦克炮手往往要发射数百发炮弹才能击毁一辆坦克;而海湾战争中,美国的M1A2坦克由于装备了计算机火控系统,大多数炮手都能实现首发命中。这就实现了信息主导下的火力打击。

  信息主导战场机动。现在很多汽车都装有GPS导航系统,只要知道目的地,导航系统会自动计算行驶路线,只需根据语音提示进行驾驶,省心省力。这其实就是信息主导下的机动。在信息化战场上,飞机、军舰、坦克等作战平台,都装备有先进的导航定位系统,可以实现信息主导下的战场机动,作战效能大大提高。美军曾经做过实验,用M1A1坦克和M1A2坦克进行战场机动的比较。这两种坦克的动力和底盘基本相同,但M1A2坦克加装了综合图像显示屏、导航定位仪等信息装备,具有实时态势感知能力,能够自动选择最短的路线。两种坦克同时向一个目标攻击前进,结果M1A2坦克可以比M1A1少走10%的路程,少用42%的时间。

  信息主导指挥控制。在以往的战争中,战场指挥最大的困难,就是情况不明,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友邻在哪里”,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犹如身陷“战争迷雾”之中。此外,通信不畅,信息不能上传下达,也是战场指挥的一大难题。而信息化战场上,通过先进的C4ISR系统,可在一定程度上驱散“战争迷雾”。掌握信息优势的一方,甚至可以实现战场“单向透明”。利比亚战争中,北约出动了E-3D预警机,可以监视几千平方公里的陆地,探测出利比亚军队防空火炮和导弹阵地的位置,对其部队的调动进行实时监控,指挥和引导北约战机进行精确空中打击。在这一过程中,准确、实时的战场信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信息主导下的指挥控制。

  可见,通过信息主导下的火力打击、战场机动和指挥控制,使军队的杀伤力、机动力和组织力获得了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提高,信息成为军队战斗力的“倍增器”。正因为如此,“制信息权”应运而生,夺取“制信息权”成为现代战争制胜的关键环节。

  战争是交战双方综合国力的较量,是战争力量体系的整体对抗。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日趋成熟和广泛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宣传等不同领域的战争力量要素可以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整体合力。这使得信息化战争呈现出更加鲜明的体系对抗特征。

  作战力量趋向一体融合。随着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广泛运用,分散配置和部署的各种作战力量,可以通过战场信息系统实现近实时的互联互通,行动上融为一体。从近几场局部战争来看,美军与北约盟国之间已经可以实现多国之间、多军种之间较为顺畅的联合作战。在击毙本·拉登的“海王之矛”行动中,美军调用了太空中的35颗卫星和40余架飞机进行全方位、多环节的精确协同,使直接参加行动的特种部队与其他相关部门融为整体,达成了行动目标。随着军事信息技术的发展,战争力量将进一步趋向一体融合,军事力量与非军事力量之间的配合将更加紧密,军事行动将呈现出“小目标、大部署”“小行动、大融合”的特点。

  战场较量依赖体系对抗。近几场战争的实践证明,单一的战机、坦克等作战平台再先进,如果没有作战体系的保障和支撑,战斗力根本无法发挥。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空军司令亲自驾驶米格-29升空作战,刚一起飞就被北约战机的导弹击落。南联盟以单一武器平台对抗北约的空中作战体系,因而呈现出“一边倒”的交战结果。未来战争中,由于战争力量诸要素之间一体融合,体系对抗的特征将更加突出。

  战争力量运用呈现总体性。当代局部战争政治目的有限、规模有限,致使战争的胜负观发生了显著变化。避免大规模杀伤,以较小代价达到战争目的,成为战争指导的首要和最佳追求。战争胜利不仅需要战场上的胜利,而且需要战后的和平;不仅需要较小的伤亡,而且需要快速的胜利;不仅需要军事上的胜利,而且需要道义上的优势。攻心夺志、经济制裁、金融战争、道义制高点的争夺等非军事手段在战争中的作用地位日益上升。战争力量运用的综合性和总体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由于信息化武器装备性能的大幅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发生质的飞跃,“看”得更清,打得更远、更准,机动能力更强。作战能力的这些变化,也促进作战手段和方式发生革命性变革,并对战争指导产生直接影响。

  作战手段趋向“精确可控”。“精确可控”是指在信息系统支撑下,精确选择打击目标,精确使用作战力量,精确控制打击力度,精确评估打击效果,尽量减小战争的伤亡与附带损失,使战争更好地为政治服务,既达到了作战目的,又节约了战争成本。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没有对伊拉克的电力设施进行大规模轰炸,只轰炸了少数节点,足以使伊军的指挥控制系统和防空系统瘫痪,这样一方面减少了对平民生活的影响,便于战后重建,另一方面又节约了作战资源。未来战争中,从作战效果出发,选择最有利于达成战争目的的要害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将成为作战行动的基本要求。

  作战目标由打敌有生力量转向结构破坏。由于信息化战争日益呈现出体系对抗的基本特点,传统的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着眼点的作战指导思想,已经转向重点打击和破坏敌方作战体系,力求切断其“神经”,打掉其“大脑”,实行“结构破坏战”。从近几场局部战争看,美军在战争初期,重点打击的不是敌人重兵集团,而是根据“五环目标理论”,首先打击敌方的指挥控制系统,甚至动用“斩首”战术,直接打击敌方领导层。海湾战争中,美军首轮空中打击的目标,是伊军的指挥控制系统、发电设施、电信部门以及防空系统,这些是伊军的“神经中枢”,这种战法是典型的“结构破坏战”。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则以“斩首”行动拉开战争的序幕,目标直指萨达姆等伊拉克领导层。从2014年以来,北约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行动,也是以打击其重要首脑人物和关键设施对敌方施压,削弱和摧毁敌方的抵抗意志。未来信息化战争中,以打击要害和结构破坏为着眼点,力争在短时间内以小的代价粉碎敌方抵抗意志,将成为作战指导的重要着眼点。

  作战进程由“顺序作战”转向“并行作战”。“顺序作战”是指传统上区分为明显阶段性的作战,如依次进行火力准备、地面部队的集结与开进、第一梯队发起攻击,等等。“并行作战”是指运用各种作战力量,同时打击前沿和纵深的要害目标。伊拉克战争中,美英联军就首次运用了“并行作战”的方式。按照以往的经验,美军的作战行动都有一个独立的空中打击阶段,如海湾战争的空袭行动持续了38天,此后才发起大规模地面作战。而伊拉克战争中,美英联军在发起大规模空袭的同时,地面部队就长驱直入,直扑巴格达,空中打击与地面行动同时实施,这就是比较典型的“并行作战”。这种方式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取得“震慑”效果,加快作战节奏,使敌方来不及调整部署,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状态。

  与机械化战争相比,信息化战争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战场空间从有形拓展到无形,从传统的陆、海、空三维空间,拓展到太空、电磁、网络及心理认知等新领域,呈现出全维多域的景象。从未来发展看,新型作战领域的战略地位将更加突出,争夺制权的斗争将空前激烈。

  战场空间趋向全维多域。从最近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来看,虽然双方直接交战的陆海空战场范围有限,但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加之远程作战平台的大量运用,使作战空间急剧扩大,战场将不再局限于有形可见的物理空间,也不仅局限于直接交战的作战区域,而是波及到交战双方的整个国土纵深、太空领域、电磁网络空间,以及全体国民的心理与认知空间。首先是太空领域。太空已成为21世纪的战略制高点,谁夺取了制天权,控制了太空,谁就可以进一步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并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其次是电磁空间。电磁空间看不见、摸不着,却极为重要,交战双方为争夺制信息权,往往首先开始在电磁空间进行较量,并贯穿战争始终。再次是网络空间。计算机和信息网络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军队作战效能,也使战场对抗延伸到这一领域。俄格战争中,俄罗斯就曾经成功地对格鲁吉亚进行了病毒战。当俄军对格鲁吉亚的军事行动全面展开后,几乎所有的格官方网站都已瘫痪,格媒体、通信和交通运输系统也陷入瘫痪之中,直接影响了格军的作战调动。最后是心理认知领域。信息化战争中,由于信息传媒技术的发展,“攻心夺气”的手段大大增加,地位也更加重要。美军通过近几场局部战争的经验认为:“一个心理战‘画面’的效果可能超过一千辆坦克的威力。”可以预见,心理战未来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手段。

  新领域的较量空前激烈。信息化战争中,主动权的争夺在军事上直接体现为对战场空间的控制,形成了包括制天权、制海权、制空权、制电磁权、制网络权等在内的制权体系。每一种制权夺控与其他制权夺控都紧密相关,相互影响,其中夺取制信息权是重中之重。从时间上讲,双方在战前就会在太空领域、电磁空间乃至心理空间展开激烈较量,对敌方进行情报侦察、目标定位、电磁压制,特别是对敌方民众进行战略心理战,以夺取宣传舆论优势,争取己方民心。美俄等国对太空、网络、电磁、心理等新型作战领域极为重视,大力发展相应领域的新型作战力量。美军已分别建立太空部队司令部和网络空间司令部,下辖有专门的太空及网络战部队,并准备进一步扩编;俄罗斯于2001年正式成立“天军”,其网络战司令部也即将成立。印度也积极酝酿将空军转变为“空天军”。可以预见,未来争夺多维全域战场空间控制权的斗争将空前激烈。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大量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武器装备在打击距离、命中精度、毁伤威力、机动性能等方面有了极大提高,使传统的作战行动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近期几场局部战争来看,由于交战双方在装备水平上具有较为明显的“代差”,作战行动呈现出典型的“非对称”特点。同时,军事强国还往往发挥远程精确打击和战场机动的优势,实行非接触作战和非线式作战,企图以较小的代价迅速达成作战目的。从发展趋势来看,“三非”作战正日益成为现代战场上一体化联合作战的主要样式。

  非对称作战,亦称不对称作战,是指交战双方使用不同类型的部队、不同的作战手段和方法进行的作战。[2]其实质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充分发挥己方优势,寻找和扩大敌人的弱点,最终以较小的代价获取较大的战果。从战争发展史来看,非对称作战早已有之,如在作战方法上“以能击不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都是非对称作战的具体表现。在现代战争中,由于“技术差”的存在,非对称作战的特征更为突出。科索沃战争中,北约集团主要以空中力量对南联盟的地面部队和重要目标进行了78天的猛烈空袭,南联盟由于缺少有效的对抗手段,最终只好俯首称臣,按照北约的条件结束战争。另外,实力处于劣势的一方也可以对优势之敌采取非对称作战。“基地组织”出其不意地发动“9·11”,使美国本土遭受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最沉重的一次打击。阿富汗战争中,武装利用复杂地形不断以游击战的方式对美军频繁采取袭击行动,都显示了非对称作战的巨大威力。

  非接触作战,是指在敌主战兵器有效还击范围之外对其实施打击的作战。[3]其实质是剥夺对手的有效还击能力,以最小甚至零伤亡的代价迅速实现作战企图。非接触作战是武器装备信息化的产物,超视距精确制导武器系统、陆海空天一体化的监视侦察系统和信息化指挥控制系统是实施非接触作战的三大支柱。非接触作战具有快速机动、精确打击、全纵深作战、易攻难守、速战速决、伤亡代价小等优点,极易陷对手于被动,宜于在战争初期采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地面部队的主要战斗行动既有短兵相接的接触作战,也有以远程精确打击为特征的非接触作战,而消灭伊军的主要形式是非接触作战。俄罗斯学者斯里普琴科认为,美军以接触的形式包围了敌人,却把敌人限制在不利于进行近战的距离内。接着进行了高精度的打击,从而彻底消灭了被包围的敌人。实施非接触作战,强调己方的作战部署位于对手的作战能力之外,打击区锁定在对手的作战能力范围内,要求在整个对抗过程中塑造“我看得见你,你看不见我”“我打得着你,你打不着我”的战场态势,使对手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

  非线式作战,是根据统一的意图,在战场全纵深不规则地展开作战力量,实施作战方向、地点不固定的作战。[4]非线式作战的特点是:战场流动性大,兵力密度小,结构不规则,作战行动十分灵活,交战双方的前后方界限模糊,没有完整、稳定的作战线,很少在某一地区反复争夺;没有严格的前方、纵深、后方之分,前沿的意义下降,战役战斗将在全纵深同时展开。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军都实施了非线式作战。阿富汗战争中,美军特种部队在空中力量的掩护下,向阿富汗境内多个战略要地发起突袭行动,作战行动在多个城市同时展开,多个战线相互交错。这种作战样式,彻底打破了传统的前后方概念,使的军队防不胜防,很快就丧失抵抗能力。

  军事理论创新,既是世界新军事革命的重要内容,也是这场革命深入发展的内在推动力。通过理论创新牵引军队发展、指导战争实践,已成为军事强国的普遍做法。在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军事强国一方面根据武器装备性能的变化特别是战争实践,不断提出新的战争理论和作战理论,另一方面又用创新的军事理论牵引武器装备发展和军队信息化建设,引领战争形态向更高阶段迈进。

  信息化战争与战略理论,既是信息时代军事理论的基石,又处于军事理论创新发展的最高层次,对各国军队建设有强大的牵引和导向作用。伴随着新军事革命的蓬勃开展,世界各主要国家掀起军事理论创新热潮,以信息化为特征的战争和战略新理论层出不穷。其中,在世界范围内影响较大、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主要有美军的“战略瘫痪”理论、“混合战争”理论和俄军的“第六代战争”理论。

  “战略瘫痪”理论。这一理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美国退役空军上校约翰·博伊德和约翰·沃登等人系统阐述,为美国政府所吸纳并用于实战。1986年,约翰·博伊德在其《冲突的样式》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以OODA(观察、判断、决定和行动)循环理论为核心内容的“瘫痪战”思想。这一思想认为,通过多个目标和欺骗行动造成敌人的恐慌和混乱,使美军在自己选择的合适时间和地点投入交战,使敌人在不能选择的不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被迫投入交战,造成其在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完全不能适应,从而导致心理和精神上的崩溃与瘫痪。此后,约翰·沃登作为博伊德的学生,在1988年出版了《空中战役》一书,提出了“五环目标理论”,即把敌方看作一个系统,依据敌方军政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同地位与作用,由内至外地打击敌方五个战略环:第一环为领导层,第二环为系统关键要素,第三环为基础设施,第四环为民众,第五环为军队。作战时围绕五环结构,选择打击目标,重点打击领导层这个靶心。沃登认为,在作战过程中,通过不断微分这些环,就可以使各环之中和之间的重心显露出来,一旦对这些显露出来的重心进行攻击,就会使敌人的作战系统全部或部分陷入瘫痪状态。

  “战略瘫痪”理论的主要着眼点,一是突破歼灭战、消耗战传统思维模式,追求以小的代价达成战略速胜;二是突破传统的作战模式,将敌人看作一个系统,追求打重心、打关节来使对方瘫痪;三是突破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制胜模式,注重削弱敌人的抵抗意志,以最小的军事代价获取最大的政治效益。这一理论已经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局部战争中得到运用。海湾战争中,美军制定的“迅雷”作战预案就是旨在打击伊拉克的重心,将战略目标划分为领导机构、关键生产设施、基础设施、野战部队等四类。在作战中,美军始终将伊军的领导机构作为首要打击目标,空袭之初就对包括巴格达在内的伊军指挥控制机构实施了综合火力突击。伊拉克战争中,美军视萨达姆本人及其官邸为高价值目标,进行“斩首”行动,这是战略瘫痪理论的一次成功实践。

  “混合战争”理论。2007年12月,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中校弗兰克·霍夫曼在其《21世纪冲突:混合战争的兴起》一书中首次提出“混合战争”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和技术扩散等原因,美军正面临由常规军事能力、非常规军事能力、以及犯罪活动交织而成的“混合威胁”。相应地,未来战争也不再是单一模式,而是多种模式结合、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的混合战争。“混合战争”结合了传统战争的致命性和非常规战争的长期性,是传统战争和非常规战争的高度混合体。

  “混合战争”理论的主要内容,既包含对美国安全环境的新判断,又有对传统战争理论的反思。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凭借自身在技术、信息、资金、装备等方面的绝对优势,轻松取得了初期的胜利,但在战后制止冲突、扶植政权、维护稳定的行动中,却在和伊拉克反美武装的打击下伤亡惨重。在付出了沉重的物质代价、承受了巨大的战争伤亡之后,美国并未得到其想要的效果,反而出现了“越打越多”、反恐战争“越反越恐”的局面。美军的传统战争理论在混合威胁面前束手无策,迫使美军反思其传统的战争指导理论。“混合战争”理论强调战争的复杂性,认为以往美军战争理念中的“技术制胜论”干扰了正确的战略思维。霍夫曼认为,美国的信息优势无法消除“战争迷雾”,因而必须由依靠“技术制胜”转到依靠“综合应对”,这样才能打赢应对混合威胁的战争。同时,霍夫曼强调,美军以往遵循的“基于效果作战”理论只注重消除敌方战斗力、打击敌人的抵抗意志,而不是从物理上将其摧毁,消灭其有生力量,这就使敌方力量得以保存。因此,在指导作战时应当由“基于效果”转变为“基于目标”,根据战争的最终目标筹划战争行动,这样才能有效地消除各种混合威胁。

  “混合战争”理论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外界的极大关注,美国军方对其高度重视,并逐步接受了这一理论。2009年美国参联会发布的《联合作战顶层概念3.0版》中,明确把“混合战争”作为美军未来战争的主要样式。在2010年版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将“混合战争”理论正式作为应对多元化安全威胁的战略指导。

  “第六代战争”理论。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俄罗斯推出多部有关战争理论的重要著作,包括加列耶夫的《假如明天战争来临》,斯里普琴科的《超越核战争》《非接触战争》《第六代战争》,特列季亚科夫的《21世纪战争》等。其中,斯里普琴科提出的“第六代战争”理论影响最大,代表了俄军研究当代战争的主要理论成果。

  斯里普琴科认为,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和尚未发生的战争可划分为六代。从20世纪末开始,由于高精度武器的大量出现,第六代战争的雏形也随之形成,这就是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他对第六代战争的定义是:使用高精度突击武器和防御武器以及新的物理原理制造的武器,以粉碎敌方经济潜力为主要目的,以非接触方式进行的战略规模的战争。斯里普琴科认为,第六代战争的基本特点是“非接触”;远距离、高精度常规武器和新物理原理武器将起决定性作用;信息战、电子战、太空战将扮演重要角色;战争持续时间缩短,战争初期对战争结局将起极其重要的作用;各军种的地位和作用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以斯里普琴科为代表的俄军事理论家提出的“第六代战争”理论,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总的来讲,这一理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发展趋势,反映了信息化战争主要特点,对于当代战争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作战理论的发展创新是新军事革命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新军事革命的逐步深入,为夺取21世纪的战略优势,世界各国尤其是军事强国一方面加紧军队的转型,另一方面积极探索适应未来信息化战争需求的作战理论,使这一领域的理论创新空前活跃。这个时期作战理论的创新主要是围绕联合作战进行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战理论有以下几种:

  网络中心战理论。1997年4月,美海军作战部长杰伊·约翰逊上将最早提出网络中心战概念,随后美国学术界围绕这一概念进行了理论探讨。2001年7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长达1000多页的《网络中心战》报告,正式将这一概念提升为适应信息时代战争要求的面向三军的作战理论。网络中心战的基本含义是:利用通信系统和计算机系统组成的信息栅网,将分布在陆、海、空、天的各种侦察探测系统、指挥控制系统和打击武器系统有机结合,形成统一、高效的作战体系,通过信息优势达成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实现战场态势高度共享、部队协调自我同步、作战行动近乎实时、作战效能极大提高。

  网络中心战是相对于平台中心战而言的。平台中心战以投入大量的舰艇、飞机、坦克等武器装备为标志,以施放大量的弹药为特征,以消灭敌有生力量为目标。在平台中心战方式下,武器平台集态势感知、对敌攻击能力于一身,但在利用其他传感器和武器平台的信息方面却相当有限,作战体系的战斗力难以充分发挥。而网络中心战则是以信息网络为核心,以作战行动的实时性为特征,以发挥整体作战效能、削弱或瘫痪敌作战系统为目标。在网络中心战方式下,态势感知、指挥控制和软硬打击等能力通过网络可靠地连接起来,获取信息优势进而形成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与平台中心战相比,网络中心战有三个优势:一是战场感知能力更强。指挥员可比对手更清楚地了解战场,作战部队也能及时了解指挥员的作战意图,准确判断战场态势,并能较好地实施“自我协同行动”。二是部队整体作战能力更强。由于侦察探测距离和武器射程的增加,信息传输速率的提高,以及战场信息的互联互通,可使分散的作战部队形成整体作战能力。三是信息服务功能更强。通过灵活、快速配置的网络服务可使各作战单元连为一体,并提供高质量、多样式的信息服务,这些服务将使指挥手段更加灵活,部队整体作战能力极大提高。

  网络中心战的提出和实践,是战争形态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不仅对美军的作战理论和部队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军事转型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空海一体战”理论。为应对某些国家(主要指中国)的所谓“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美军2009年提出了“空海一体战”理论。“反介入”指的是阻止美军进入某一战区,“区域拒止”指的是通过直接控制某个区域而限制美军行动自由。美军推出“空海一体战”理论的主要目的,是抵消中国不断发展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遏制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

  “空海一体战”理论的要意在于构建以天基系统为核心,由天基平台、空基平台和海基平台等构成多层次立体作战体系,在全维空间内加速实现各种作战力量的有效融合和作战综合集成,与作战对手进行全维空间的全面交战。“空海一体战”的核心兵器是航母战斗群、战略轰炸机、太空情报监视系统、航空情报监视系统以及情报处理和指挥中枢。这一理论设想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关键取决于远距离发现、识别并定位正在靠近的敌军目标的能力。在这一理论设想中,交战双方都将致力于实施“致盲行动”,即通过摧毁或破坏敌方指挥和控制系统及传感器网络,剥夺敌方获取信息的能力,并保护己方的信息系统。同时,“空海一体战”能否成功实施也依赖于美国空、海军的密切配合,以及日、澳等美国的传统盟国提供物资、情报、设施、人员等方面的支援与配合。

  “空海一体战”理论反映了美国军事战略重心的变化。在20世纪冷战背景下,美国提出的“空地一体战”概念针对的是苏联,而现在提出的“空海一体战”概念则针对的是亚太地区,特别是针对中国。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称,与20世纪美军的“空地一体战”概念一样,“空海一体战”概念将使美军在21世纪初具有同样的威慑力量。

  由于“空海一体战”理论过于强调海军和空军的作用,在美军内部引起较大争论。为了进一步促进美军各军种的联合,2015年1月8日,美国国防部签发备忘录,正式将“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更名为“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将陆军、海军陆战队和特种作战部队等纳入这一作战概念。美军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一新的作战概念,并以此牵引武器装备和军队建设的全面发展。

  “全球一体化作战”概念。2012年9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签署《联合作战顶层概念:联合部队2020》,提出“全球一体化作战”概念,美军将以此概念为指南,全力推进未来联合部队建设,以实现“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全球一体化作战”概念强调高度依赖太空和网络空间,主要采取全球机动战、全球特种战、全球火力战和全球网络战四种作战样式,同时对美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实现“全球一体化作战”,美军从作战指挥的角度提出八大关键要素。一是优先运用“任务指挥”。这一指挥方式授权下级指挥员和士兵对如何完成任务做出自己的判断,采取最有效的行动方法以实现上级意图。实现任务指挥,需要利用新一代数字技术以及移动网络设备,实现分散部署下的网络互联互通。二是推进“跨领域快速决策”。美军认为,控制作战节奏是保持军事优势的关键,必须先敌夺取决策优势和主动权,尤其是在跨越多个领域谋划作战行动时,必须做出比敌人更快的决策。三是实现“全球敏捷能力”。美军必须改变以往的建设大规模集成部队的思路,转向建设一支能够分解的军队,仅在需要时将其集合,以实现更灵活的快速反应,可以敏捷顺畅地在全球范围内调配资源。四是重视“任务合作伙伴”。未来联合部队必须能够有效集成美国政府机构、军事合作伙伴以及当地力量。五是倡导“横向协同中的互支持指挥”。未来联合部队将越来越多地在全球范围内围绕特定安全威胁进行部署,利用信息系统的互操作能力,在联合任务中实现横向协同中的相互支持指挥,部队指挥关系在作战过程中可以灵活转变。六是实现较低级别部队的“跨域协同”。未来联合部队将具有更高的集成度,在越来越低的级别上实现跨域协同、联合部署,充分利用在某领域的优势,以增强在其他领域中的优势,形成整体优势直到压倒敌方。七是重视利用“低特征信号”或“低痕迹”的能力。未来联合作战中,将对发现和利用低特征信号或低痕迹的能力进行一体化整合,这将增强战略灵活性、全球反应能力和部队战斗力。八是使作战行动的“非预期结果”最小化。未来战场环境日益透明,数字化设备无处不在,联合作战的辨别能力日益增强,需要尽可能精确地使用力量。作战行动不仅要考虑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还要辨别真正的目标,避免不必要的打击和误伤,使对美国不利的政治影响降至最低。

  “全球一体化作战”概念的提出,是美军联合作战思想的继承和延续,是在美国军费预算削减、军队规模缩小、战略重心东移大背景下,通过使用特种作战力量、无人作战力量、网空作战力量、快速打击力量等新质作战力量,通过新的作战概念以最大限度发挥其技术优势和联盟优势,维持其全球霸主地位。

  “战略性空天战役”理论。2005年,俄军总参军事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库普里扬诺夫中将在撰文探讨空天领域军事斗争特点时,提出了“战略性空天战役”理论。该理论是指为达成战略目的,按照统一企图和计划,以空军(空天部队)为主联合其他各军兵种军团(兵团)共同实施的,在目标、任务、地点和时间上协调一致及相互关联的一系列战役和战斗行动的总和。这一理论认为,未来战争中,空中与太空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两者逐渐融为一体,构成一个统一的空天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各种作战行动呈现一体化趋势。战略性空天战役包括:击退敌人的空天袭击;摧毁空天领域、地面和海上敌主要兵力集团;破坏敌国家和军队指挥系统,使其军事经济潜力遭受战略损失;创造有利态势,迫使敌寻求和谈。战略性空天战役的主要特点是,最大程度地综合运用航空兵、导弹部队等突击力量、防空、反导等防御力量,以及侦察、电子战、通信等保障力量,形成整体作战能力;不仅要消灭敌战略战役预备队,摧毁敌重要军事经济目标,破坏敌国家和军队指挥系统,而且要保护本国军队集团、民众和军事经济潜力;战役中,要求攻防兼备,协调实施。这一理论在俄罗斯军事理论界尚处于探讨阶段,但它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以何种战役样式应对可能面临的西方军事强国或军事联盟的空天袭击问题,因此对俄军建设特别是航天兵与空军的一体化发展将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军队组织形态,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构成军队的各类人员、武器装备和建制单位等物质要素进行编组配置所采用的结构形式,通常与一定的战争形态、作战方式相适应。军队组织形态转型是世界新军事革命的重要内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实质,是把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队转变为信息时代的信息化军队。围绕这一核心目标,世界主要国家大力推进军队改革和转型,不断优化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体制和作战力量结构,使军队组织形态发生深刻变化。

  随着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在未来广泛使用信息化武器装备的战场上,军队的数量、质量与战斗力之间的关系将发生根本变化。信息化战争,决定军队战斗力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不是军队的数量,而是军队的质量,拥有技术优势的一方往往能够将优势转化为胜势。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保持和发展规模庞大的军队,不仅在经济上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而且没有必要。因此,压缩军队规模,优化军兵种比例结构,成为军队组织形态转型的主要趋势。

  压缩军队规模。通过压缩军队规模,将有限的经费用于研制和装备新型武器装备,提高军队的技术含量,已经成为各国军队建设的共同做法。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军事强国,正在不断压缩军队的总体规模。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依据国家军事战略和战争实践的需要,为建设更加快速、轻便、灵活的军队以有效实施海外作战,对其军队员额进行了多次调整和裁减。美军现役部队总员额已从冷战结束时的200余万人,压缩到目前的130余万人;俄军也由1992年的280余万人压缩到目前的约100万人;德军、法军、英军的现役部队员额也都压缩了1/3以上。

  优化军队力量结构。各国在压缩军队规模的过程中,注重对各军兵种比例结构的调整,增加高技术军兵种的比重,同时大力加强适应信息化战争需要的新型部队,特别是太空作战、网络作战、特种作战和军用机器人部队等新型作战力量。在太空力量方面,美国以空军为主组建了太空作战部队,俄罗斯以航天兵为基础组建了空天防御兵,日本制定的《宇宙基本法》允许将太空用于军事目的。在反导力量方面,美军不断推进全球反导体系建设,其导弹防御系统已经进行了近80余次拦截试验;俄罗斯也多次进行反导试验,加快发展反导力量;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初步具备了陆基和海基反导能力。在网络战力量方面,美军已经建立和完善了网络战指挥体系,制定了网络战的交战规则和条令条例,组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网络战力量,并着力打造网络空间军事同盟。俄罗斯、英国、韩国、日本等国也纷纷加快网络空间作战力量建设的步伐,建立网络战指挥机构,专业化网络战力量不断加强。从总体上看,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快太空、反导、网络等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努力构建新型军事力量体系。

  信息化战争,战场空间向全维多域延伸,作战时间大大缩短,指挥重心进一步下沉,导致战略、战役、战术的界限趋于模糊。这些新特点,要求各种作战力量进一步融合,使军队编成朝着一体化、小型化、多能化、模块化方向发展。

  建立一体化联合部队。近期几场局部战争的实践表明,一体化联合作战已成为信息化战争的主要作战样式。在作战力量编成上,强调实现各作战单元、作战要素的高度融合已成为主要趋势。因此,发达国家军队非常重视作战体系建设,把综合集成看成是优化军队结构和作战力量的基本手段,强调实现各作战单元、作战要素的高度融合。在战争实践中,打破军种体制的壁垒,建立一体化联合部队,由传统的以作战平台类别为主进行兵力编成,转向以作战任务为主进行一体化编成。美国防部2010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强调,美军将遂行更加广泛的作战任务,既能击败地区强国,又能执行战后重建、维稳与安全培训等多种任务,因此需要对部队编组方式进行调整改革。美军设想要建立五种“一体化部队”:由装甲兵、炮兵、机械化步兵、导弹兵和直升机分队等陆军各兵种组成的一体化地面部队,如营特遣队;由侦察机、攻击机、战斗机等组成的空军混编联队;由陆军部队和空军部队联合编组的陆空机械化部队;由陆军旅特遣队、空军战斗机中队、海军舰艇部队和陆战分队联合编组的陆海空联合特遣部队;由现役部队与国民警卫队联合编组的“一体化师”等。加拿大军队已取消军种体制,实行按区域任务编组部队的体制。

  打造多能化、模块化部队。为了更好地适应一体化联合作战的需要,世界主要军事强国在军队转型中着力打造多能化、模块化部队,在战时采取“积木式”组合的方式,从现有军兵种部队中抽调合适的成建制“模块化”部队,用拼“积木”的方式,迅速组建新的能适应具体作战需要的高度合成的多能化部队,以遂行不同地区、不同强度、不同规模的作战任务。以美国陆军为例,其在2001年和2008年的《作战纲要》中,明确提出了组建模块化部队的构想,并正式实施模块化计划。美陆军合成旅战斗队采用模块化结构,建制单位包括营级规模的机动、火力、侦察以及保障单位,具备多种作战能力,可适应各种类型的冲突。美军模块化部队的实际效果,已经在伊拉克、阿富汗战场的战后维稳和重建行动以及全球反恐应急作战行动中得到了检验,在缓解其战备作战、休整和训练压力,增强灵活性和整体作战能力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按照计划,美国陆军将完成全部6个战区陆军司令部、3个军司令部和18个师司令部的模块化整合,最终拥有76个模块化旅战斗队、97个模块化支援旅和130个模块化职能旅。据估计,美国陆军全部实现模块化编组后,战斗力将提升30%以上,随时可轮换的部队数量将增加50%。

  俄军目前也正在建设模块化常备旅、空天防御旅、航空兵基地等。特别是“新面貌”改革后,俄陆军作战力量几乎全部转变为各种摩步、坦克、山地、空降突击等常备化的“新面貌旅”,彻底解决了以往陆军作战力量数量规模庞大、常备力量比例低等问题,整体战备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适应了现代战争快速机动、多兵种联动的要求。

  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军队的作战样式有了新的特点,战场上的指挥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传统的“树状”指挥体制被“扁平化”的指挥体制所代替。

  减少指挥层次。“扁平”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减少了指挥层次,有利于信息上传下达,指挥流程大大加快。目前,美陆军已经将“战区陆军—军—师—旅”四级指挥机构调整为“战役运用司令部—战术运用司令部—旅司令部”三级指挥机构;将现有战区陆军军种司令部、2个集团军和4个军司令部改组为战役和战术运用司令部,有效减少了作战指挥层次。美空军则取消师级建制,实行航空队、联队和中队三级体制。俄军为了减少战略和战役指挥的层次,已经把四大军种改为三大军种,国防部机关人员数量也已大幅裁减。日本已将陆上自卫队的编制结构改为师、团、连三级。法国陆军已决定取消军、师两级建制,组建若干作战旅。指挥体系的“扁平”化,使指挥重心进一步下沉,一场战争的最高指挥员可以指挥到具体的战斗行动,甚至指挥到单兵。2011年5月1日,美军实施了击毙本·拉登的“海王之矛”行动,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次行动虽然从规模上看只是一场战斗,但由于本·拉登的特殊身份,战略意义重大,因此由奥巴马亲自决策并下令实施。在行动过程中,美国海豹突击队员用随身携带的摄像头,将现场情况传回白宫,奥巴马和幕僚们在作战指挥室里,通过大屏幕进行实时监控。

  建立联合指挥机构。未来战争是诸军兵种联合作战,联合作战需要联合指挥,联合指挥需要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为适应信息化战争需要,世界主要国家着眼提高指挥效率,逐步取消军种指挥职能,强化以总参谋部为龙头,以战区为重点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美军通过强化参联会职能,进一步明确依托战区总部实施全员指挥的原则,在多个战区总部设立“常设联合部队司令部”,进一步强化了诸军兵种的联合指挥体制。同时,赋予战区更大的自主权,使其能根据战场变化实时决策、实时指挥。美军进行的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是依托中央战区这个联合司令部来指挥实施的。同时,美俄等国还不断优化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布局。美军分别于2002年4月和2007年10月成立了北方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明确划分了各大司令部的任务职责,反恐作战的指挥权划归特种作战司令部。2002年10月,把原有的战略司令部和航天司令部合并为新的战略司令部,统一指挥战略威慑力量和航天力量,负责太空作战、信息作战、一体化导弹防御、全球指挥控制、监视和侦察、网络战、全球打击、战略威慑、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俄罗斯把六大军区调整为4个联合司令部,为实现联合作战指挥奠定了基础。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军队的作战方式,更对驾驭新装备、适应战争新形态的军事人才提出了新要求。世界主要国家为了打造适应信息化战争需要的军事人才,纷纷制定人才战略,积极改革教育训练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以抢占未来战争的制高点。

  信息时代,知识和信息将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基础。这就要求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也要实现时代性的战略转变。为实现这一转变,世界各主要国家在院校教育和部队训练中更新观念,确立了以适应信息化战争需要为核心的人才培养目标。

  着力提高信息素养。提高信息素养是新军事革命背景下人才培养的首要目标。信息素养包括信息意识和信息技能两个方面。美军认为,信息意识是思想领域的问题,人只有具备了信息意识,才能对信息产生强烈的敏感性和洞察力,从而自觉而有效地获取和利用信息。为此,美军各级院校都相继开设了信息素养课程。美国国防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专门成立了信息战与战略系,设置了“信息战与战略课程”,力求通过向将级军官传授信息战知识,提高他们对信息和信息技术重要性的认识。美国陆军、海军、空军指挥与参谋学院等增设了“联合信息作战课程”,着重培养各军种尉级和校级军官的联合信息素养。在部队训练领域,美军近年也推出了诸多培训计划,如陆军的“陆地勇士”培训计划,海军的“卓越特遣部队”培训计划,空军的“航空航天领导者”培训计划等。其他国家军队也非常注重信息化人才培养。印军近年来重新组建和扩建了部分军事技术院校,陆续建立了电子与机械工程学院、防空导弹学院,将原通信学校扩展为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印军还在海德拉巴专门组建了军事信息技术学院,该学院除研究信息技术外,主要负责军官的培训,以提高信息素养和信息作战能力。

  大力强化联合作战能力。一体化联合作战是信息化战争的基本作战样式。世界主要国家军队普遍强调,各军种、各部队要把提高官兵的联合作战能力放在优先位置,着重培养指挥员跨军种、跨部门的协同意识和能力,强调从基础的单兵训练开始,就向士兵灌输“本能的联合思维”。美军认为,要想在战时实现联合行动,就必须在平时培养联合思维,建设联合能力。为此,美军提出了开发“联合知识发展与传播能力”(JKDDC)、“联合国家训练能力”(JNTC)和“联合评估与赋能能力”(AEC),推进联合训练转型的构想,目的是强化官兵对联合知识、联合技能和联合战法的熟练掌握能力。法军在推进军事转型中,也确立了提高院校学员“跨军种、跨部门、跨国”联合意识的培养目标。法国“诸军种防务学院”要求来自各军种各专业方向的学员,通过学习战略、战役、兵种知识等课程,使其能广泛地涉猎诸军兵种知识,以塑造联合作战的思维,提升联合作战能力。

  注重培养战略思维。近年来几场局部战争的实践证明,信息化战争面临日益复杂的政治环境,战略战术行动密切关联,体现出“小行动、大背景,小战斗、大战略”的特点。因此,世界主要国家在人才培养特别是高级指挥员培养方面,都十分注重提高战略思维。美国防部通过调查发现,美军军官战役战术领导能力的培养机制是完备的,但提升军官战略领导才能的手段严重不足,几乎没有培养尉级和校级军官战略素质的专门课程,许多中高级军官都缺乏战略意识,未跳出战术思维的圈子。因此,美军在军事转型中,把提高战略思维作为院校培养目标中的重要内容,要求不论是初级院校还是中高级院校,都要注重培养军官的战略意识和战略思维能力,并且将这一培养目标贯穿其任职生涯的各个阶段,以此造就一支具有战略素养的军官队伍。如美国在“千年挑战”系列演习中,通过指挥系统将分散在全美各地的多个指挥中心和基地连为一体,同时还依托互联网把军队与国务院、财政部、能源部、中央情报局等部门连接起来,使参演人员跳出传统的军事范畴,从大03 第三章

  当前,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国际范围内安全威胁日益复杂化、多元化,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向前推进,战争形态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面貌、新特征。为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世界主要军事大国都在加速推进军事改革,深入调整军事战略,力求在军事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美国是当今世界主要军事强国,其军事力量是为维护其全球霸权利益服务的。在不同历史阶段,美国始终致力于调整军事战略、推进军事变革,最大程度地发挥军队在维护国家利益中的作用。

  冷战期间,美国军事力量的主要任务是应对苏联威胁,其军事战略设计以地缘政治竞争为着眼,以核威慑为背景,通过前沿军事存在、局部军事对抗、构筑军事同盟体系、发动代理人战争等方式,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全面军事围堵、遏制和打压。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美国对其战略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位,对安全环境进行了重新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军事战略进行了多次调整。从冷战结束后至今,美国政府分别提出了“地区防务”战略、“灵活和选择参与”战略、“塑造、反应、准备”战略和“保护、防止、战胜”战略。美国每一次军事战略调整,并不是对此前战略的全盘否定,而是对以往战略的继承、补充和完善。2009年上台的奥巴马政府以“巧实力”对外政策为框架,针对新的战略环境和更为多元化的安全威胁,对军事战略进行了新的调整。

  冷战结束后,美国军事战略的重点由欧洲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9·11”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一段时间内中东成为美军关注的重点地区。但随着奥巴马政府上台,美国对战略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其军事战略又重新调整到地缘战略思维的轨道上来,与地缘战略对手的军事竞争成为美国军事战略关注的重点,亚太地区成为美军重点关注和部署的地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美国除继续保持在打击全球势力和防扩散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投入外,将更加关注传统安全问题。2012年出台的《防务战略指南》,明确了三大重要安全区域,即欧洲、亚洲与中东地区。美国仍然重视欧洲地区的防务能力以及北约的重要性,强调“美国在支持欧洲的和平、繁荣以及增进北约的力量与活力方面有着持久利益”;与此同时,中东的威胁也仍然被美国看作国家安全的重要隐患。但是,上述两个地区与亚太地区相比,地位作用已经明显下降。美国认为,今天的亚洲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也是经济发展最具活力、最有潜力、市场最庞大、财富最集中的地区,还是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密集、军事热点问题最多、核扩散问题最严重的地区。特别是中国等亚太“新兴大国”的快速崛起,使美国感到其优势地位受到挑战。2010年,应国会要求,由克林顿时期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和小布什政府时期的高级安全顾问斯迪芬·哈德利组成评估小组,对《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进行了重新评估,出台的报告认为“亚洲新兴大国的崛起是未来20年可能出现的对美国持久国家利益最严重的潜在威胁之一”。2012年的《防务战略指南》,进一步强调了亚洲对于美国的重要性:“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与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到印度洋和南亚的弧形地区紧密相连……我们与亚洲盟友和主要伙伴的关系对于该区域的未来稳定与增长至关重要。”

  为了加强对亚太地区的军事控制,为潜在的冲突做好准备,从2009年开始,美国已经逐步从中东撤军、减少欧洲驻军人数,将军事资源逐步向亚太地区聚焦。美国计划在2020年前,改变海军力量目前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平均部署的力量格局,把60%的战舰放在亚太,航空母舰数量也将增至6艘。美军还加快了其亚太地区军事基地的重新调整和建设,在关岛增建导弹防御阵地并扩建安德森空军机场,在夏威夷打造“珍珠港—希卡姆”大型联合基地,在阿拉斯加建设“埃尔门多夫—理查森堡”联合基地等。除此之外,美还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开辟新基地,部署海军陆战队。此外,美为确保对印度洋与西太平洋之间主要航道的控制,加紧在印度洋科科斯群岛建立无人机基地,加强从迪戈加西亚岛经科科斯、达尔文港直到关岛的横向军事基地网。未来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对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巩固联盟战略,加强对亚太地区地缘战略对手的遏制和防范,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霸权不受任何挑战。

  “全球公域”(GLOBALCOMMON)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巴里·波森教授在2003年提出的概念。2010年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采用了这个概念,明确提出,“全球公域”是指不受单个国家控制,同时又为各国所依赖的领域或区域,它们构成了国际体系的网状结构,主要包括海洋、空域、太空和网络空间四大领域。[1]2011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认为“所有国家的安全和繁荣都依赖于海洋、太空和网络”,指出“美军在全球公域的自由行动越来越受到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挑战”。对此,该战略报告将“确保美军在全球公域的自由进入和调动”视为“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和“美军的永久使命”。[2]从美军的关注程度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美国已经把全球公域作为夺取大国军事竞争主动权新的制高点。

  为了牢牢掌握新领域斗争的主动权,近年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战略规划,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倡导建立新的全球公域治理机制。在太空领域,欧盟2008年首次推出《太空行为准则》,美国表态将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制定一部外太空活动国际行为准则,力图主导太空行为准则的制定权;在海洋领域,美国积极宣扬海上“公域开放”原则,谋求美军在他国专属经济区的自由航行权;在网络领域,2011年美国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文件,呼吁各国合作建立更高标准的全球虚拟空间安全标准。通过这些手段,美国试图主导全球公域的规则制定权。二是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增强对全球公域的控制能力。在欧洲,在美国的主导下,北约已经开始定期举行“确保进入全球公域”的多国演习。在亚太地区,美国同澳大利亚、日本早已展开相关方面的合作,澳大利亚还是美国“太空态势感知”项目的伙伴国。三是通过有针对性地发展武器装备和军力部署来提升控制全球公域的硬实力。为此,美军在战略司令部下成立专门的网络空间司令部,在各军种都组建了网络战部队,并优化了组织指挥结构,现在美国的网络部队人数已达到5万余人。2015年4月,美国又推出新版网电空间行动战略,其中贯穿了三个最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即“威慑、进攻、同盟”。在太空空间领域,美国《国家安全空间战略》提出了“多层威慑”的战略,提出通过综合手段来谋求空间领域的主导权。这些措施包括:建构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规则、建立国际空间利益联盟、提高预警能力、增强太空进攻能力、形成体系抗毁和恢复能力等。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大国之间发生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对抗可能性已大大降低。对于美国来说,冷战后20多年进行的战争大都是局部范围、规模有限的战争。特别是“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在全球实施的作战行动主要以打击、反叛乱等为主。美国军事学者霍夫曼更是提出了“混合战争”理论,认为美国正在面临一种全新的战争形式。

  近年来,随着军事战略重心的调整,美国对未来作战任务和作战样式的认识发生了变化。2011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提出,未来威慑和击败侵略的关键要素在于具备核心军事能力,并把核心军事能力界定为“互补性、多领域的力量投送、联合强行进入、介入竞争环境下的全球公共领域与网络空间的能力以及战胜对手的能力”[3]。这种新的界定也表明,美国在作战样式上从关注多样化的军事行动向关注主要军事对手的新型作战样式转变。以上述认知为基础,美国各军种都在调整自己的作战重点。美海军的战略任务已经由反叛乱作战向对付地区性强国转移。为了有效履行这一任务,美军除了继续强调主要海空突击力量——航母战斗群的作用之外,加强了具有近海快速攻击能力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濒海战斗舰、联合高速舰等武器装备的建设,以便对特定地域的局部战争做出更加快速的反应。美国空军将战略目标确定为“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全球力量”,更加重视远程打击和投送能力。美陆军2011年颁布《联合地面作战》,提出联合地面作战这一新的作战概念,该概念是“空地一体战”与“全谱作战”的混合体,强调融合陆军、其他军种、多国部队、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各方面力量,实施联合作战。陆军作战概念也从冷战后初期确定的“全维作战”“全谱作战”向“联合地面作战”转变。

  在美国的军事战略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认为中国发展这样的能力直接针对美军,并对美军的行动自由构成了威胁。为了应对这种作战行动,2010年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正式提出实施“空海一体战”构想。设想在中国发起攻击的情况下,美国首先抵御解放军的首次突击,而后实施瘫痪作战、致盲作战,并通过远程封锁来彻底击败中国。2012年1月17日,美国国防部又公布了“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intOperationalAccessConcept,JOAC)1.0版。联合作战介入是一种向行动区投送军事力量并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完成任务的能力,设想集中海、陆、空军及海军陆战队的资源,突破中国、伊朗等阻止美国进入南海、波斯湾及其他战略地区的任何行动。2015年1月,美国又推出“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取代“空海一体战”。这些新作战概念的出台,表明美国已经把作战的着眼点转向以应对传统强国为重点的新型作战样式。这种新的作战样式更加重视信息技术的支撑,更为关注多维空间的利用,更为强调不同军种、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之间的联合。

  当前国际战略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实力对比正在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近年来,美国针对新的战略环境对军事行动指导原则进行了较大幅度调整。2011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称,“美军在必要时可单独行事,但未来的希望在于联盟”,“我们需更有远瞻能力,借助地区与国际合作,加强全球与地区安全,打造未来军事格局。”美国试图通过军事行动原则的调整,增强盟友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让其为美国承担更大的军事责任。美国也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对潜在对手构成遏制和围堵,形成压迫性态势。

  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未来美国除了加强与传统盟友的合作以外,也会扩大军事合作的范围。北约仍将作为美国发展军事合作关系的基础。现在北约已经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以应对共同威胁为基础的联盟组织,更多的是一个建立在价值认同基础上的联盟。维系这样一个联盟,美国不仅可以巩固和扩大民主范围,而且在美国的对外干预中还能取得西方国家在道义和军事力量方面的支持。除北约之外,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亚太盟国是美国强化同盟体系的重点对象,随着亚太地区战略地位上升,美国更加重视与亚太盟国的安全合作。近年来,美国强化日美同盟关系,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使日美同盟的职能范围向亚太地区和全球扩展。美军还谋求在菲律宾、澳大利亚建立新的军事基地,与亚太盟国的安全对话、军事演习也更为频繁。这些措施旨在强化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影响和主导地位。除上述地区外,非洲、南亚各国也将成为美国开展军事合作的新伙伴。对于美国来说,麦金德所描述的“世界岛”是其地缘战略关注的焦点。近年来,非洲、东南亚、南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美国加强和巩固全球军事霸权地位的新阵地。在非洲地区,美国将继续加强驻军,扩大伙伴关系国家的范围,帮助非盟和主要国家发展军事能力,以应对暴力极端主义和地区性安全威胁;在南亚地区,美国已经开始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合作,并把印度作为亚太地区牵制中国的重要战略筹码。除此之外,美国还加强了与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的合作,以应对地区性安全威胁与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军能够始终保持军事优势的关键在于持续不断的军事改革和军事实践。在当前大国竞争更趋激烈的环境下,美军正在加速军事转型步伐,以便在未来的战争中抢占制高点。

  军队结构规模更加注重精干、灵敏、高效。2010年,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了“重新平衡军事力量”的思想。在军队能力建设上,美军要求从“联合作战”向“联合和灵活作战”转变,改变过去仅强调部队联合作战能力(军种联合、盟国之间联合)的思路,更加强调部队在具有联合作战能力的同时要向灵活性、机动性和小型化方向发展。2013年美国陆军部颁布的《2013年陆军战略规划指南》提出,把“灵活、机动、多能、精干、高效”作为建设目标。目前,美陆军把战斗旅作为基本战术单位,未来美国陆军数量虽然会有所减少,但在力量结构上进一步加强特种作战、导弹防御以及网络作战等能力建设,使其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美国海军重视舰载无人机系统、无人潜航器、水面舰艇、反水雷能力建设,优化力量结构,确保海上优势地位。

  更为注重谋求信息优势。目前,美军比较关注信息优势在三个方面的作用,即:指挥控制、战场空间感知能力、火力整合。在指挥控制方面,美军提出,2030年前全面完成C4KISR系统建设,实现侦查、指挥、决策、杀伤、评估的一体化。在战场空间感知方面,美军着力打造包括天基、空中、海基、陆基以及水下的战略预警网络。在火力整合方面,美军计划2020年建成全球信息栅格,使军队真正实现信息联通,从而实现火力的有效聚合。

  武器装备的无人化、远程精确化趋势更为明显。2003年,美国国防部正式提出“常规全球快速打击”构想。设想冲突爆发后,美国部队接到命令1个小时内,能够对全球任何地区的目标进行打击。美国实施“全球快速打击”的手段主要包括陆基、海基、空基和天基等方式。其中,陆基主要是加装常规弹头的“民兵”或“和平卫士”洲际弹道导弹。海基主要是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上发射的“三叉戟Ⅱ”型导弹。空基主要是新型战略轰炸机和X-51A“驭波者”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天基则主要是“猎鹰”高超音速飞行器。2025年之前,美国实施该构想的所有武器装备将部署完毕。除此之外,美军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也非常迅猛。比如,陆军的“魔爪”机器人,海军的X-47B、“海狐”型无人潜艇,空军的“全球鹰”“捕食者”无人机等。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军队继承了苏联军队的大部分遗产,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俄罗斯仍然是世界军事大国。冷战结束后初期,由于受俄罗斯总体国家战略以及自身整体实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俄罗斯军队建设经历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近些年来,随着俄罗斯经济逐步复苏,其大国雄心重新燃起。针对新的战略环境和安全威胁,俄罗斯对军事战略进行了大幅调整。

  冷战结束后初期,俄罗斯一度认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与西方接轨会赢得西方的支持和帮助,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将化敌为友。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不再面临重大地缘战略威胁,局部的武装冲突将是俄军面临的主要任务。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有步骤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行动,彻底改变了俄罗斯的想法。冷战结束后,北约接二连三地采取东扩行动,目前势力范围已逼近俄罗斯国界;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敲打俄罗斯传统盟友;美国于2003年退出《战略反导条约》,在波兰、捷克等国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等等。这些举动让俄罗斯感受到了巨大的战略威胁,因此,俄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做出了新的判断。2014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指出:北约在俄罗斯边界附近的进攻力量不断加强,积极部署全球反导防御系统。北约加强军事力量,将是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外部危险。俄罗斯认为,北约反导系统的部署将破坏全球稳定及核武器领域现有力量对比的平衡,还会引发太空军事化和高精确制导武器系统的部署。新版军事学说对安全威胁的明确是此前的军事学说中没有提及的。这些新的判断表明,俄罗斯已经判明美国和北约的战略企图,并做好了以强硬方式应对北约的准备。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失去了东欧地缘缓冲地带,地缘政治环境急剧恶化。北约不断东扩、传统势力范围内国家与俄罗斯不断交恶、国内和分裂势力的发展,使俄罗斯国家安全面临严重挑战。与此同时,国力的衰退也使俄罗斯军力大不如前,在常规武器特别是常规高精度武器领域已远远落后于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俄罗斯把战略威慑力量作为维持大国地位、保障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

  核力量是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的主体。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非常重视核武器的重要作用,突出使用核武器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决性,建立可靠的“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维持核武器的实战化水平,确保核遏制的有效性;强调核武器的使用范围不仅限于拥核国家,也包括与拥核国家签订同盟条约的国家。2014年《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保留了俄罗斯核武器的使用条件。俄安全委员会的通报称:“学说仍旧保持其防御性质,强调俄罗斯坚持只有在使用非武力措施的可能性用尽后,才会使用武力。”根据这一军事指导方针,如果敌对方首先对俄罗斯或其盟友使用核武器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运用常规武器侵犯俄罗斯以至“威胁俄罗斯的生存”,俄方可以运用核武器予以回击。由此可见,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时机,已经不以对方“有核”或“无核”为标准,而是根据军事冲突的性质和可能后果来判断。这一规定不仅降低了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门槛,还使核武器的运用具有较强的主动性与灵活性。在核力量的建设方面,俄罗斯的建设原则是“够用”和“管用”:即“战略和遏制潜力保持在够用的水平上”,确保核力量“保持在任何条件下都能给侵略者造成应有损失的水平上”。由此可以看到,在发展核力量方面,俄罗斯不再追求与美国的军备竞赛,而是将着力点放在提高核力量的实战和威慑能力方面。

  注重发展空天防御力量,把太空军事化和美国发展空天武器视为俄罗斯面临的重要威胁。俄罗斯认为,空天作战是未来作战的重要样式,空天作战的进程和结局将可能决定整个战争的结局。由于美军在该领域的优势,致使俄罗斯在其他领域的优势很可能被减弱甚至抵消。基于这一判断,俄已将空天防御力量视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非核战略威慑力量。新组建空天防御兵司令部,将分散于各军兵种的侦查和预警力量、防空力量、反导力量和太空防御力量重新整合,组成统一的空天防御体系,以提高空天作战效能。俄罗斯还加强了核领域及空天领域相关武器装备的建设。优先改造已有的战略导弹系统并加强新型战略导弹的研制,计划于2020年前建成8艘“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研制了能够穿透美国反导系统的新导弹,2015年俄军将装备50枚此类新型洲际导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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